西城这边的治安和秩序则恢复得较之北城区更早一些，总工会和北京学联的地下组织人手当然比冯玉祥要充分得多，而且有着众多工友的帮助，再加上政保局不少潜伏人员的协助，无论是恢复治安还是逮捕肃清宗社党的余孽分子也都容易得多。

现在北京总工会和北京学联不仅完全恢复了公开的活动，而且就连社会党的北京党部也重新挂出招牌开始正式办公。

在红军已经渡过黄河即将挺进北京近郊的关键时刻，刚刚重新打开大门的社会党北京临时党部，自然也就成为了首都革命后一批幸存政客官僚眼中的香饽饽，顿时门庭若市，欲投入其门下者不可计数，还有许多人重新提起当初国会大选时社会党在北京公开活动，自己如何如何协助过社会党的往事，全然不提自袁世凯宣布戡乱以来，自己又是如何百般攻击社会党为“社贼”、“红匪”的。

沉渣泛起是不可避免之事，但可以庆幸的一件事是首都革命这场大动乱，虽然对北京城市发展的伤害非常大，也祸及了无数无辜的普通市民，但同时也极大打击了北方的封建残余力量和其附庸的帮闲政客。

辛亥革命毕竟是一场即便在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立场上来说也很不彻底的革命，北伐军始终未能打到北方封建力量的大本营北京，也就不可能做到真正的洗涤封建残余。

反而是这次的首都革命，宗社党的暴动和屠杀从另一个方向极大冲击了北京的封建秩序。

一大批从清朝时期延续下来的达官贵人、政客官僚、社会贤达、绅商名士……全部死于祸乱之中，再加上这几天来各方势力对宗社党等满清余孽的大清洗、大搜捕，又让另外一群侥幸逃生的前朝贵戚也落入罗网之中，北京的封建残余力量算是遭到了一次极彻底的根除了。

社会党的北京临时党部现在已经开始起草北京国大的章程，很快伴随红军的到来，社会党还是要建立起一个国民代表会议式的政权，现阶段的目标是这个会议要首先把各个反帝反封建的阶层囊括进来，今后的主旨也是以反帝国主义与反封建制度为首要的任务。

政权的具体属性，现阶段则要先效仿当初社会党与国民党、光复会在上海联合执政时的“市民政权”模式，可以先把工人、商人、学生、军人及一切自由职业者都囊括进来。

所以社会党北京临时党部提的口号是“组织民选市民政府、争取国民领导权”，在红军抵达以前，也是在林淮唐到京以前，社会党的任务首先是夺取领导权而非整个地去夺取政权，是要以民众的市民代表或自治会议为将来工农联合的国大做准备，所以要尽量使各区各团体都推出代表，自己组织小政府，解决自己区域的市政，然后集合总的一个民众的政权。

北京临时党部的负责人李大钊在中间极力奔走，如他所言：“现在社会党的一大任务是博取北方国民的信任感，口号上我们要求提出实行真正民主政治，抵制所有妨碍真正人民民主的改良口号，现在北方民众尚未普遍明了我们国大和此前袁记国会的区别，因此我们去尽量宣传，这样才能在政治上为红军的到来做好铺垫。”

北京临时党部的做法比之蔡锷提出的“北京临时看守政府”而言，当然对一般民众更有吸引力。市民政权、市民公会和市政自治的口号，也比之看守政府那种使人感到惴惴不安、无论如何不能长久的观感要好得多，所以一经提出便马上获得了北京广大市民的普遍拥护。

当然这背后即将到来的红军，也使得北京市民们更愿意信赖社会党北京临时党部提出的市民政权口号。

现在的北京人只希望能够尽快结束当下这种看不清未来的局面。

红军还在哪里？北京市民空前渴望着红军队伍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