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上肇说道：“对，大家都发现了只要工会足够强大，警视厅就不敢采取武断措施。”

日本直到1911年才通过了第一个保护工人的重要法律，即《工厂法》，但《工厂法》要到1916年才正式实行，而且《工厂法》不适用于规模较小的作坊和工厂，日本的大部分工人并不在《工厂法》的保护范围内。

片山潜说：“我们要充分利用护宪派的力量，护宪派一样很害怕《治安警察法》，但他们对《工厂法》这类真正保护工人权益的法律，则还有很大疑虑，我们党要从中多做一些工作……还有土地问题，这关系到农村的归属，你们看看中国社会党的历史就明白，农村的力量是很强大的。”

明治维新时的“土地大纲”，尽管废除了关于农业财产的封建权利和义务并承认土地私有，但却征收土地税，还只能用货币来交纳，决不能用农作物或其他商品替代。

这很快就迫使许多被解放的农民陷入一种困境，由不久前刚得到土地的小资产所有者变为租佃户或半租佃户。，只有少数人靠不知疲倦地辛勤劳动保留了小块土地的所有权，但他们也未能逃脱借贷者的命运。

仅靠经营农业成功的人极少，明治政府在初期必须在相当程度上依靠地税，以便为政治上实行中央集权和建设主要工业提供资金。这样，农村仅剩下很少的资本能够用于大规模的资本主义农业。

农民从没有被大批驱赶离开土地；他们受吸引而离开土地只是由于需要在非农业部门中工作。

片山潜做了相关的就业统计，他估计在农业部门工作的人口，依旧是在工业部门工作的人口数倍甚至十倍以上。

而且由于经济形势不稳定和低工资，工人们承受不起割断同农村联系的后果。在城市里，由动力带动的机器无论是大型的还是小型的已很普遍；但是在农村，农业生产方式仍旧是非机械化的，依靠劳动强度很大的手工工具。农民们为了免遭饥饿，被迫在村庄中搞一些辅助性的工业，或将自己的家庭成员送到城市里去工作，或既搞辅助性工业又派家庭成员去城里做工。

“稳定的工业人口的规模仍旧非常小，这严重地限制了支持我们党和工人运动组织的力量……这也意味着，工人运动要在政治上强大起来，必须得到农村投票者的支持，特别是佃农的支持，甚至在都市中，它也必须争取那些临时来城里做工的人。”

片山潜沉吟道：“……对，就是这些人，既是农民又是城市工人，也可以叫做农民工的人群，将是我们日本革命的主力军。”

不过日本的工业发展现在还有一个特别特殊的情况，那就是女工所占的比例非常高。按照片山潜做的统计，现在日本城市工业的就业人口里，女工数量占到了工人总人口的百分之六十以上，这对于男尊女卑的日本社会来说可算得上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

北一辉就说：“女工在暴力斗争方面相比男工，有天然的劣势。而且很多女工都是临时性的，她们的父亲为她们签订去工厂工作两到三年的合同，然后令其回家结婚。这些女工的经济收入和前途命运，还是被她们背后的家长控制，这种环境下，女工群体里恐怕很难建立有战斗力的或进行政治活动的工会。”

河上肇说：“所以这就需要我们站出来鼓吹日本的女权运动，要让全日本的女子觉醒起来，也要发动农村地区的二男、三男革命，要打倒农村的父权和长男的威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