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杰利科被炸死了——”

有人开口喊出了日德兰海战时的英国海军总司令的名字，约翰·杰利科被炸死了吗？消息传出，人群更加沸腾，就此开始完全不受控制，起义水兵们不再惧怕陆军机关枪和野战炮的封锁，他们把手里的步枪抛向空中，接着就朝自己的袍泽疯跑了过去，两拨人很快便相拥在一起，共同唱起英国内战时期平等派的歌曲。

更多英国远征军的士兵，也开始加入到了狂欢和联谊的队伍里来，整座朴茨茅斯港的氛围完全改变，剑拔弩张的海陆军士兵很快就携手起来，把目标共同对准了那些冥顽不灵的旧军官。

还有人想起此前被丘吉尔清洗的那些人——特别是海军，海军里很多同情革命的军官被清洗以后，就住在朴茨茅斯。

起义者立刻就找到了这些人，有的军官这时候反而害怕起起义士兵激进的举措，有的军官干脆隐姓埋名躲藏了起来，可也不乏有些青年军官很干脆直接地加入到了起义者的队列里来，这些富有威望和名气的高级军官加盟以后，又给起义军增添了更多底气。

起义军很快就以朴茨茅斯自治公社委员会的名义，向英国各地同样爆发起义的城市，特别是向伯明翰和格拉斯哥发去电报，呼吁革命者继续坚强的战斗到底。

大量海军舰艇和正规军军人的倒戈，也极大改变了伦敦政府当局同全国起义者之间的实力对比，形势骤然变化，特别是朴茨茅斯自治公社所占领的军港，就和法国隔着一道浅浅的海峡相望，他们随时都可能通过这一处港口获得来自法兰西公社和第三国际的援助。

第一百九十八章 第三国际委员会

巴黎。

悬挂巨幅火炬旗的埃菲尔铁塔下，是1900年巴黎世界博览会时扩建的马尔斯广场花园，表演用的喷泉池在这季节许多已经结冰，晶莹剔透的白色雪花铺满林荫大道，巴黎在某些方面还是和1919年革命以前一样，遍地是户外咖啡馆和小餐厅，处处可见巴黎人丰富的文化和社交生活。

一条塞纳河将巴黎城一分两半，塞纳河左岸是知识分子沙龙的聚集地，来自欧洲各国的流亡者和政治犯也多集中于此，右岸则成为新兴的工业区，这里已经修建起了全欧洲规模最大的汽车工厂“标致雪铁龙汽车联合制造厂”，每年仅此一处工厂的汽车产量，就已经超过了英国汽车产量的半数以上。

通过巴黎圣母院的三个法式哥特式拱形门道，就能看到巴黎第六区聚集的大量咖啡馆和花园，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法国印象派画家克劳德·莫奈自家的花园——这间小花园的产权在革命以后由莫奈主动捐给了巴黎城市公社委员会，花园旁边就是一个长满睡莲的池塘，在莫奈的笔下，有关这些睡莲的画作已经享誉全球。

1919年革命以后的巴黎，成为了欧洲新一代艺术家和作家的乐园，在这里没有旧欧洲的条条框框，没有像德国、奥匈帝国这些君主国家的众多忌讳，也不像意大利和西班牙那样有很浓厚的宗教氛围，在文化创新上受到天主教教会的拘束，在这里一切都是自由的，无拘无束，束所以不仅是逃离德国和白俄的政治流亡者喜欢待在巴黎，中欧和东欧许多不得志的艺术家也会到巴黎追求人生和事业的第二春。

来自西班牙的画家毕加索、美国作家海明威和菲茨杰拉德……有着“象征派诗王”之称的法国诗人保尔·福尔和友人一起举办的沙龙，常常吸引来世界各国文学爱好者的关注，他们活力四射，生活里充斥着各类诗歌和爵士乐，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精英一起在这里创造了全世界最先锋的文化。

在1921年以后，法国解除了革命期间的边境管制，巴黎的街头时常挤满了许多慕名而来的外国游客，就连空气中都散发着新艺术的自由感，难怪菲茨杰拉德在他的小说里曾写到“离开美国第一次到巴黎时，在这座革命之城，我的第一感受就是巴黎的空气是多么香甜清新，有种奇异的奢华，我完全被它震惊了”。

在美国，巴黎又一次成为了先锋、艺术、殿堂和一切美好向往聚合的城市，叛逆、追求进步的年轻人都以到过巴黎旅游为骄傲。

时尚也是如此，东海岸大城市的美国人几乎都在攀附和模仿巴黎人的时尚风格，其实，伦敦和柏林虽然口头上鄙夷和蔑视革命后的巴黎人为乡下佬，但身体动作却也十分诚实的模仿着巴黎风尚。

巴黎女人爱穿男装，纽约、伦敦和柏林便也如此，就连中国特别流行的那种带有宽领子和袖子的连衣裙，也是经巴黎人的推广以后才风靡欧美。还有非常多款式的工装，原来完全是工人阶级的服饰，现在也因为巴黎市民的热衷，一下子跃上时尚和潮流的舞台，变成美国、英国、德国、奥匈和白俄这些国家上流人物最喜欢穿着的服饰之一。

“那么，您认为英国的革命已经成功了吗？”

中国驻法大使高鲁和大使馆参赞魏道明都在工人宫附近，他们找到了公安委员会里负责外交事务的马塞尔加香同志，向他咨询法国对于英国革命目前所持有的立场。

高鲁是福建福州长乐人，早年就读于福建马江船政学堂，算是林书记长的半个同窗，清末时曾去过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学留学，辛亥革命后回国很快就参加了社会党人的革命活动，他本人是气象专家，在担任中国驻法大使以前还兼任过中央气象台的台长。

只是像驻法大使这样重要的职务——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