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直接导致了各县农会各行其是，有的农会采保守立场，有的农会直接采取激进立场。

本来江南素来习惯，每遇凶年，农民便去请求地主看田中的稻，田主愿减则减，不愿减则对分之。

朱稚竹当时由于本地农会的方针还没有确立，便同意农会会员仍旧依旧法，请地主到田里去看稻。

中华工党党魁朱志尧那个亲戚，就是在武阳本地有大片水田，当时有一批农会会员上到他家里请他去看稻，先是等候半天才开门，开了门又伺候了半天，等他刷刷牙，洗洗面，穿穿衣，食了一餐饭，喝了几口水，吸了几口烟，和他的老婆爱妾讲几句笑话，才出来见农会的会员。

眼看差不多日下西山，他便问农会会员：“你来做甚么？”

会员答：“遇到大灾，今年田稻恐怕……”

话没说完，就受朱少爷斥责：“不要多说了，回去吧，年丰好收获为什么不来报告？年凶你就来！”

这位朱少爷，从前因他叔父朱志尧和先锋队关系密切的缘故，也曾经参加过先锋队政权的一些工作，任过武阳教育处的副处长，平素甚与农会表同情。

但他得知农会有意推动减租以后，居然就数天不到农会办事，还公然带打手到田里向佃农索要十足租，更声称“我叔父在上海做革命党的大官，你们不要不识抬举，再闹下去只好打死几个人”。旋即殴打佃农，把在场的七个佃农都打成重伤，还把其中一个不满十四岁的少年人打折一腿。

朱少爷这种威吓农民的做法，不仅引发众怒，而且极大影响到革命党政权的公信力，让农民不得不揣测起来，是不是革命党的高官真的和清廷疆臣没有区别？

朱稚竹得悉这个情况以后，便亲自带农会自卫军的人，到田上保护农民。朱少爷看到农军的人后，还不以为意，依旧搬出他叔父朱志尧的名字狐假虎威，还指使两个打手开枪示威。

朱稚竹震怒之下，深知这时候如果退缩或者屈服，就会使得先锋队在农民群众里的公信力受到极大影响，这才下令逮捕那位朱少爷，谁知道这位朱少爷自己暴力拒捕也就算了，最后居然被乡民推倒，跌入田埂边的水里淹死了。

这就是朱志尧的远房亲戚，被农会活活打死一事的由来本末。

至于屠宽那个弟弟让何海樵枪毙的事情，则是因为屠宽的三弟在常州做一家小学的校长。这所小学是由从前本地的义塾，改制而来，学校经费来自学租。

所谓学租，即从前的宗田、义租，一般是某些大家族的集体土地，地租收入多用来做私塾的教育经费。

屠宽的三弟坚持“学租是义租，是办学用的，义租是无减的！”坚决抗拒农会的减租政策，还到村里虚张声势，以他哥哥是宜兴县县长的名义来吓唬农民，强行收租。

但本乡农民多受何海樵宣传的影响，何海樵是常州农会里有名的激进分子，他不仅大力宣传抗租政策，而且还在乡下分发了三十多条警察局的枪支，屠宽的三弟倒霉撞上这帮手里有枪的人，当场就被激愤的村民打死，闹成这桩革命政权县长弟弟被农会打死的大新闻。

类似的事情，还有不少，都由于常州府的总农会没有一个明确决议分发下来，导致各县农会各行其是、各有主张，普通农民和农会会员也均意见不同，这才造成如此混乱的局面。

但随着时间发展，很明显的，地主群体和佃农群体之间的矛盾是在飞速激化着。

农会杀了几个据说有“清名”的“良绅”以后，更让形势分外紧张起来，朱稚竹是听说有些地方田主们已经开始重新收买土匪、组织团丁，做起反扑。

农民们则对不愿意减租的田主，也愈来愈激愤，或主暗杀，或主暴动等，手里有枪的农会会员，都主张非要大杀一场才能解气。

朱稚竹不知道他的老朋友宜兴县县长屠宽，被农会杀掉一个亲弟弟以后，立场究竟会不会发生变化。

但他焦急等待的常州府总农会的决议命令，终于传达过来了。

“什么！撤退！各地农军都要往常州撤退聚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