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嗣昌的视线虽然扫过了面前的文件，但是他的心思却没有完全放在崇祯所说的提议上。诚然，以这种方式打入卫拉特部族的内部，用政治上的策略消化卫拉特部族，对于大明来说是一种代价极小的边疆拓展政策。

但是杨嗣昌的志向却并不在此，他思前想后了许久，方才对着皇帝说道：“陛下所言，的确是我大明打入北疆的一个好机会，但是臣以为，如今我大明之忧在内而不在外。

如果不能梳理好内部的分歧，稳定住地方上的形势，即便我们能够掌握住卫拉特部和漠北蒙古，也一样会丢失这些地方的。

今夏南京蝗灾。两京及山东、山西、陕西、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河南、海南皆有旱情和蝗情。江西、广东、广西、贵州又有大水。湖南入冬以来大寒大冻，多地有冻死者。如果不是陛下自登基以来便大兴南北水利，则今年水旱之灾情必将严重数倍。

臣以为，在这样的年景下，朝廷应将精力和资源用于国内，而不再是继续向外拓展，北疆之地，卫拉特及漠北诸部，待大明休养生息之后再做图谋也不迟啊，陛下何必于此时将力量用之于外，而令国内百姓不安呢？”

对于杨嗣昌的执着，朱由检也有些头疼。虽说大明的商品经济已经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阶段，但这个时代的上层精英依旧没能总结出一套新的经济理念来。

即便崇祯通过社会调查拼凑出了国富论，将资本的概念引入了大明，但是对于大多数读书人来说，他们依旧固执的把小农经济当做了社会稳定的基石，天然的厌恶重商主义对小农经济造成的破坏。

这种厌恶不是出于自身的理性思考，而是他们从小培养出来的三观受到了新事物的挑战，让他们难以理解自己的思想和观念已经被时代所淘汰。

也许会有那么一小部分人敢于抛弃过往的旧观念和旧学问，投身到新时代的潮流中去，重新去塑造自己的三观。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他们既没有这个勇气，也没有这样的能力。

朱由检既不想做神授君权的查理一世，更不想成为美国国父路易十六，因此只能对改革派和守旧派的大臣们说服、说服、再说服。

虽然他的说服未必能够改变顽固派的思想，但是对于大多数朝臣来说，他们希望看到的便是朱由检表现出来的这个态度，来决定他们的行事度量。

因此朱由检心中叹了口气，便对着杨嗣昌说道：“杨卿想必应该知道，去年和今年朝廷之所以能够度过难关，主要还在于从海外输入的大量物资。

如果不是朝廷在海外开辟的粮食生产基地和贸易港口，你觉得这两年朝廷能够从何处弄来物资赈济那些灾区的百姓呢？光靠国内的粮食产量，能够养活受灾的百姓吗？”

杨嗣昌赶紧说道：“臣并不是说朝廷对于南方海外诸国的经营，朝廷在这些地区投入一元钱，往往能够收回数倍之利，臣又怎么会反对朝廷对于这些地方的投入呢。

臣反对的是向漠北蒙古诸部及北疆卫拉特部的投入，这些地方自古以来就是苦寒之地，除了牛羊之外几无产出。朝廷在这些地方投入的资金几乎没什么回报，只是让一些商人从中牟利而已。

在我国北方诸省连年受灾的状况下，朝廷是否还有必要向这两个地区继续投入？臣以为，即便是恢复过去的市赏，也比目前对这两地方的投入要节约的多。

光是修建从丰镇到乌兰巴托的铁路，和修建乌兰巴托、乌鲁木齐等城镇的耗费，就已经足够让这些部族安静上几十年了。国家的财政虽然有所好转，但是这样的负担依然需要向百姓借取大量的国债，臣担心今后朝廷是否能够正常的还本偿息呢？要是出了什么岔子，国家顷刻之间恐怕就要大乱了。”

连杨嗣昌这样极度关注国内事务的大臣，都已经将南方的海外属地当成了自家之物，对于朱由检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好的消息，起码他知道就算是再顽固的官员，在利益面前还是能够有所改变的。

登基十一年，对于已经基本控制朝局的崇祯来说，一个斗而不破的政局显然是最有利于巩固他的统治的。在这样的形势下，言辞的力量显然比刀剑更为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