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武昌的湖北省委培训班，王守珏正在教干部们使用世界上最先进的（量产的）通用计算机。

同在武昌，青山区的武钢建设工地，工人们将红砖一叠一叠地从车皮卸下来，装在小推车送到工地。

在这个城市，某一部分人正在掌握领先于世界的信息化设备的使用方法，另一部分人在为中国补上19世纪就拉下来的课程——工业化。

武钢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关内兴建的第一个特大型钢铁联合企业。此前所有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都在东北兴建。

1951年，主席在会议上说“钢铁工业不要全在东北，关内也要有，我看武汉那个地方就有可能搞一个。”

从1951年起，中苏勘察和规划专家在武汉附近考察煤、铁潜力、做交通和钢铁厂厂址的规划。

1952年初，初步的勘察结束，结论是武汉附近的煤铁资源可支持建设一个大型钢铁厂，交通能够满足要求，钢铁厂厂址列出了几个土质地质条件很好的备选方案。

初步勘察报告出台后，唐华带钢铁工业局的队伍再来了一趟，现场敲定武钢地址定在武汉青山区。再经过几个月的筹备，1952年10月，武钢的建设正式启动，目标是1955~1956年出第一炉钢。

唐华结束争论、提前搞到了资金，让武钢比历史上更早地开工，此外还在武汉布置了依托武钢的武特钢、武船、武重。

唐华本来认为长江流域建造的舰船不需要蒸汽轮机，只规划柴油机和未来的燃气轮机企业，但此时电力工业需要在南方建设火电站，因此最终还是需要一个武汉锅炉厂和汽轮机厂。

这些所有的企业，基本盘都是武钢，或者说武钢是这些的企业的基本盘之一。

1953年的夏天，苏联的钢厂设备还没到位，已经聚集在武汉的建设者已开始预先搭建厂房、道路、宿舍等配套设施。

……

刘玉素活了26岁，从纺织作坊到建筑大队工作了6年，从来没见过震动器。

这一天，刘玉素带着妇女突击队正在青山区浇灌水平栈桥基础时，吴丽跑来找她，大声喊道：“玉素！震动器到了，领导让我们去建设指挥部领两台来用！”

刘玉素：“什么震动器？干什么用的？”

吴丽：“我也没见过，反正是浇灌要用的。这震动器用过的工作队都说好，电钮一按就突突突突一大片，速度又快质量又高。”

刘玉素举起手里的捣钎：“还有能比它好用的东西？”

“我们现在建的是重点厂房，指挥部对我们的施工质量和施工速度要求越来越高。咱们拿着棍子捅速度肯定慢，而且不是个个都像你这么细心，要是稍微马虎一点，混凝土里就会有气泡。所以领导说了，我们一定要用上震动器。”

两台震动器装上手推车，突击队推着这两个苏联宝贝疙瘩往工地运去。

“这东西看起来还不如捣钎好使吧，连一个尖都没有，一堆硬邦邦的铁零件，头子还是平的。”

“管他呢，拿回去试试看再说。”

在工地，满脸满身泥浆的姑娘们看看震动器，再互相看，都觉得这家伙不好掌握。

“这个震动器，头头……写了字，是震动棒？这么粗，还短，能插得进去吗？”刘玉素发出疑问。

跟着一起来突击队的电工师傅把震动器的电线拉到插头那边，接上了电源，再打开开关。

马达立刻发出吼声，震动棒在刚浇筑上去的混凝土上乱跑，突击队员站在那儿发愣。

“怎么都在傻看着啊？闪开，闪开，让我来操作给你们看。”

电工师傅双手握着震动器后面的手柄，两只胳膊用力掰住，震动器还是在混凝土上突突地跳，但是不乱跑了。电工师傅稍微把震动器往前推，它就一蹦一蹦地朝前挪动，往左或往右也是稍微改变力道就能够做到。

将这一片混凝土夯实了，刘玉素拿过捣钎，试着往混凝土里捅了几下，果然一点空腔气泡都没有了。

电工师傅：“我们工人阶级是先锋队，代表工业生产力，就应该坚决客服保守思想。要一定相信科技，要能够接受新事物，不能总是按老规矩老经验办事。记住了，施工要想按时保质保量，不用震动器是不行的。”

……

1953年，除了武钢，武汉的大建还有一个，武汉长江大桥。

1949年9月下旬，第一届政协会议上就通过了建造武汉长江大桥的议案。

然而接下来的问题是：怎么建？怎么设计？钱从哪来？技术从哪来？

1950年1月，铁道部成立铁道桥梁委员会，同年3月成立武汉长江大桥测量钻探队和设计组，开始进行初步勘探调查。

勘探调查的结果，如孙中山时期到常凯申时期的前三次调查一样：这桥不好修。

当时国内的桥梁设计领域技术储备不够，就算茅以升上场担任设计组小组长，他也很挠头。

按照武汉长江大桥的修建计划，建造这桥得从苏联进口钢材，因此当然也有苏联专家组。

武汉长江大桥，就这样定下了苏联专家组总负责的架构。

大桥的关键技术、核心施工部分，由苏联专家负责。中方专家组在其中负责一些辅助设计。与其说是中苏共同设计，不如说是中国建筑、桥梁专家借这个机会向苏联学习特大公路铁路两用桥怎么设计、怎么建造。

比如苏联专家负责设计桥墩和桥梁，中方专家梁思成、唐寰澄设计了桥头堡。

当然客观地讲，这桥头堡设计得挺好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