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们，中国社会科学院今天起就正式成立了。”

中国社科院的成立大会，社科院院长郭沫若先致辞。

“中国科学院的哲学社会科学部，整体从中科院剥离出来，转入社科院。但是，社科院不能说就是原中科院的哲学社会科学部。”

“哲学社会科学部在社科院重新划分为两个学部：文哲学部和历史学部。除此之外，社科院还包括经济学部、社会政法学部和国际研究学部。”

“国际研究学部从筹建时起，就受到外交部、总参的关注和支持，国际研究的人才也是从这两个部门引入了很多。现在的国际研究学部下设七个中心：北美研究中心、欧洲研究中心、南亚研究中心、亚太研究中心、西亚北非研究中心、拉美及加勒比海研究中心、非洲研究中心。”

“社会科学其实也和自然科学一样，可以给某一个门类的学科划分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哲学、历史、文化等，可以算是社会科学的基础研究；而国际研究学部，就是社会科学的应用研究。”

“国际研究就是要把国外的某一片地区、某一些国家，里里外外研究透了。从它的历史到现在，再到未来；它的政治体制、社会制度、军事制度全部理清楚；它顶层的权力分配、中层的官僚或者实力派别、底层的社会状态；它的经济如何运行、财政收入来源如何、国内的财阀和垄断集团是什么、国内金融和商品流动怎么运转的，等等等等，只要外交和军事部门有这个需求，我们就要把它搞清楚。”

“国际研究也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研究一个国家当然不能只是从社会科学的角度去研究，还要从理工科的角度。这个国家的地理条件如何？自然资源都有什么，多还是少？气候如何？农业发展情况如何？工业领域，这个国家工业化进程到了什么地步，有哪些优势产业？未来这个国家的产业发展会是什么趋势？”

“所以，在国际研究学部，我们不但要精通文史哲的研究人员，还要有精通理工农医的研究人员。当然，其中最不能缺少的，是精通各种外国语言的人。”

……

“国际研究不是风花雪月，而是对国家政策方针有重要参考价值的研究。”

因为总参的开源情报研究中心并没有公开，社会科学院今后与总参的业务联络也是用代号表示部门，因此唐华就不说开源情报研究中心的事情，而是泛泛而谈。

“国际研究不但要各个学科的人才，还要使用很多非常规的工具。比如研究人员要到国外旅行和考察，当然这需要在身份隐藏的状态；对一个国家的研究要很多资料，这些资料不一定是书籍，还包括其他各种各样的信息媒介。甚至你们在进行外国研究的时候，还要动用卫星卫。”

“这些新方法和新工具，是可以改变国际研究的工作方式的，它今后会发展成为一种智库，为社会或者为某些部门专门提供信息参考的机构。”

唐华：“其实，不但国际研究学部是这样，其他的学部，在社科院的架构内，都会发生变革，变得和以前不一样了。比如历史学部，过去都处在‘自己找事做’的状态，每个学部委员或者研究所、研究中心，都只是依据自己的专长或者单位的专长，去做一些历史类的研究。历史学部有没有也可能开始搞一个大的、长期的、需要多部协作的项目呢？”

唐华顿了一下，说道：“我觉得，夏、商、周断代，就有潜力成为这样的一个巨大历史学工程。”

郭沫若：……

徐中舒：……

呂振羽：……

翦伯赞：“这是……一个年代学的研究项目？”

唐华：“它的成果算是一个年代学的成果，但要完成夏商周的断代，大家也都知道，困难会非常的大，所以这是一个多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系统工程。”

……

“按工程项目执行的老规矩，我们可以把夏商周断代分成第一期、第二期和第三期工程，一期工程是难度稍低的、工作量稍小的，一步一步地来。”

郭沫若：“这样工作就有条理一些，大家觉得一期工程应该是什么呢？”

徐中舒：“从易到难的话，那当然是年代从近到远了，也就是解决国人暴动之前的西周历史纪年。”

“那我们就把武王伐纣的时间给确定下来，这样商周就有明确纪年的分界了。”

“明代黄道周的考证说，武王伐纣是在戊子岁，也就是公元前1053年。”

“不不不，何炳棣认为《古本竹书纪年》伐纣是公元前1027年最为可信。”

“这些都是一家之言，从先秦到民国，武王伐纣的时间累计有45种说法，从公元前1130年到公元前1018年都有。”作为先秦历史研究大家，徐中舒之前看来是做过不少功课。

……

唐华就知道国际研究的一堆中心，这些历史专家都不熟，开会说这个他们都大眼瞪小眼，抛出一个夏商周断代，气氛就活跃起来了。

就是这样才对，让社科院有事情，忙起来。

中国有五千年文明史，但有明确纪年的历史，在1968年公认的数字还是公元前841年。这一年的国人暴动之后，中国历史主线上的大事都有明确的年份记载。再在这之前的两千多年，只有估测——史记上是写了王朝世系表，但没有实物对应。

夏商周断代……其实也不一定要他们把夏商周给断出来，就是让历史学家们忙起来有个事情做。

原历史位面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本来定的中期目标是把历史上溯到公元前1600年左右，远期目标是上溯到公元前2000年左右，然而忙活了十几年，最后的成果是把信史从公元前841年上推到公元前1046年……

2800年信史扩展到3000年信史，也算是收了一坨苍蝇肉吧。

除了有断代难度大、学术派系的观点不同争吵不休的原因，中国人对自己历史清晰度的要求太高，也是很重要的原因。

其实到21世纪，国外严肃的考古机构和历史界也基本承认，中国的王朝历史远不止2800年或3000年。不过，他们是按自己的标准认为的。

比如二里头的考古发掘成果，按欧洲学术界（埃及学）的命名规则，已经足够详细了，可以命名为二里头第一王朝、二里头第二王朝、二里头第三王朝……二里头第N王朝、商朝。把这些王朝的起止年代列出来，发论文收工。

但中国人不能满足。你要在历史教科书上写“商朝的前一个王朝是Two Miles Head-VII”，那从院士到平头老百姓怕是都要原地爆炸。

中国人一定要找到商朝前的那个王朝就是“夏朝”的证据，这立刻就把难度提高到了噩梦级，所以现在还在苦哈哈地一勺一勺挖坑里的泥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