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3月，陈昌浩和张国焘到鄂豫皖苏区去工作的时候，顾顺章由上海经武汉护送他们前往。从鄂豫皖回到武汉时，顾顺章借口中央给他的钱不够花销，在汉口离大智门车站不远法租界的德明饭店住下后，违反纪律用“化广奇”的艺名，到新市场游艺场公开表演魔术挣外快。

结果抛头露面的顾顺章被叛徒王竹樵撞见了。王竹樵暗中跟踪盯梢，一直盯到顾顺章的住处，马上报告特务机关，将顾顺章逮捕。当晚，顾顺章被迅速押解到国民党武汉绥靖公署行营。没有严刑拷打，也没有威逼利诱，顾顺章立即叛变。为了表明自己的身价，他一口气供出了人民党在武汉的湘鄂边区特委、中央军委武汉交通大站、湘鄂边区红二军团驻汉机关等20多个秘密机关，人民党在武汉的地下组织几乎无一幸免。

原本在李谦的建议下，通过伍豪的提议，党组织对于地下工作的保密性进行了一些改进，比如联系方式大量使用单线联系，控制一个人，（无论是谁）能够接触的秘密的数量，尤其是其他人员的身份，住址之类的秘密。

如果严格地执行了这个纪律，这些损失中的很多都可以避免，因为顾顺章的主要活动区域也就是上海一带，这次也就是去鄂豫皖苏区当了个交通员，他和武汉的这些机构会有联系，但是不应该知道得这样详尽，能够带来的损失应该要小得多。

但是自从左倾错误开始之后，这些条条框框因为“太复杂”、“太机械”、“降低了工作的效率”，而不断被破坏。尤其是在王明在米夫的支持下上位之后，这种情况更加的严重了。王明本人上位都是不合程序，不合纪律的，所以他的上位，本身就是对各种纪律的破坏。而在他上位后，因为得位不正，他又急于证明自己，急于搞点大新闻出来。为此，自然要进一步的“提高效率”，至于原先的那些安全纪律，大多也就被作为右倾投降主义的表现被废除了。

结果本来顾顺章根本就不应该知道的很多东西，为了 “提高工（zuo）作(si)效率”他全都知道了。他一叛变，整个武汉的地下组织几乎就被一网打尽了。

顾顺章还提出，他还知道更多的机密，还能给人民党更大的打击，他要去南京，他要见常凯申！

他还特别提出，KMT的特务系统不安全，KMT的电报也不安全，密码可能已经泄露了。所以这件事情不要通过电报的方式告知南京。因为李强领导的无线电系统，和顾顺章隔离得比较好，所以关于李强他们已经可以轻松地破译KMT的各种密码的事情，顾顺章并不清楚，不过作为负责安全工作的负责人，他从很多事情上，都可以得出这样的推断。

然而KMT那边的人也有自己的顾虑，他们当然可以不发电报，但是KMT那边也不是铁板一块呀。那边也有党务调查科、参谋本部第二厅、力行社等一大堆的特务机构。大家都干同样的事情，都要争功劳的。党务调查科如今虽然占了上风，但是这样大的搜捕行动，不可能瞒过其他的特务机构，这么大的功劳，大家都会急着想要抢功劳的。即使现在人在党务调查科这里，但是如果力行社什么的跳出来，先发一份电报回去抢功劳，那到时候就又是麻烦事情了。

什么？你说南京那边可能有人民党的潜伏人员？不是可能吗？可能就是说很可能没有呀。再说了，让力行社的人抢到了功劳，那是我的错；从南京那边走漏了风声，跑了乱党，那是南京那边的错，和我有什么关系？所以一边去，别耽误我发电报抢功劳！

于是武汉的党务调查科，就往南京发了一份电报。

说起来，发电报抢功劳也算是党国的传统艺能了。在原本的历史上，抗日战争末期，美国陆军航空队的侦察机发现在柳州的日军有撤退迹象，便告知了KMT政府。得到消息之后，常凯申就下令国军乘胜追击，收复失地。然后，为了抢功劳，国军某部在还没有出发之前，为了抢功劳，就抢先发出了“职部浴血奋战，已经克复柳州”的电报。

然后，美国人就信以为真了。美国陆军航空队在柳州原本有一个机场，柳州失陷后，日军对这个机场进行了破坏，美国人急于知道这个机场被破坏的程度如何，于是就派了一个先遣队，十多个人，开了几辆吉普车，大摇大摆地就跑到柳州机场去了。到了地方下车一看，我艹，这军服不对劲呀？我艹……然后当场被打死了一半，剩下的关在战俘营里面一直关到战争结束——这也算是正宗的坑爹了。

结果，这边电报一发出来，那边李强他们就立刻把电报破译出来了。没过多久，南京那边，钱壮飞同志也迅速地送出来了顾顺章叛变的情报，然后整个的人民党中央就乱成了一团，大家纷纷转移，任何和顾顺章，以及可能已经被捕的其他人有联系的机构都要紧急转移。

要说电子科和顾顺章打的交道相对较少，但是李强作为负责人，在严格的保密制度施行之前，就和顾顺章认识了。后来呢虽然因为政策，接触少了，但是顾顺章认识他，而且顾顺章也很可能猜到了他会利用上海大学的收音机工厂来掩护自己的活动。所以，李强也必须紧急转移。不过他还是留下了和李谦通过电台来相互联系的呼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