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村干部的组织下，各村组成了农会小队，一个乡成立一个农会大队。农会在村干部的带领下，听从边区政府的统一安排，到外地去帮助别村农民种地。

帮扶春耕的优先级以水源是否充足为原则，近水源近公路的稻田先播种，然后才是等天下雨的少水梯田。

为了动员百姓，边区政府承诺今年的稻种、化肥免费，出劳动力的人家免除部分公粮。参加支前的劳动力一样可以免交部分公粮。

通过支前、农会出乡等集体劳动，边区政府基本上免除了35万人民的夏粮征收。

免税粮、发种子化肥等实打实的好处，才是边区人民踊跃支持政府的根本原因。

这场农会互助大活动早就了一个奇观，一支支农民大部队行走在乡道上，他们红旗招展，随河水、雨水而动。当某地下起大雨时，就有了劳动大军的身影，他们在农技人员的带领下，在别人家的地上劳作着，欢声笑语中畅想着今夏的丰收。

木姐老根据地的百姓最为积极，他们踊跃出乡，到更南方的兴威地区去帮助当地的各族百姓种地，且传授了更先进的种植技术和经验。

谢和华忍不住赞叹道：“一场农会互助大大消弭了民族间的隔阂与误解，对各民族大团结有很大的帮助。”

在以前，缅北山区的各少民村寨几乎不与缅族交流，各部族之间也多有矛盾，别说民族团结了，不因为争地抢水、村落迁徙等争端打成血海深仇就不错了。

缅甸军政府故意纵容和扶持缅族欺压少民，也使得民族矛盾更加激烈，且仇恨日益加深。

但阶级矛盾是不会被民族矛盾所掩盖的。兴威地区的缅族百姓一样贫穷，一样是被赶到缅北山区生活的人民。

若是有选择，山区缅族百姓肯定愿意呆在安宁富饶的平原上生活，而不是被强制、半强制的搬到地贫人少的缅北山区。

大缅族主义兴盛后，缅军每攻略一处少民聚居地，就会采用屯兵制，要求驻军迁来军属。军属则夺驻地附近的山民土地作为养军地。

这套制度在执行中有了很大的偏差，缅军根本不愿意家人迁来穷山恶水且危险的边远山区。可政府强制令又在，于是就形成了军人私下招募外地缅族到驻军地定居的潜规则。

若是招募不来缅族贫民，那就采用暴力手段，强制迁徙一批社会最底层的缅族人成为屯民。

从这个角度来说，兴威地区的缅族百姓一样是被剥削者。缅北地少人多，争地矛盾不大。为了躲避缅军的侵扰，各族村寨往往会主动避开要道、要点，躲进山区隐居。

这就客观限制了因为屯民夺地而与少民结成深仇大恨的范围，结成死仇的群体终归是少数。

这就给了边区政府调解民族矛盾，缓和社会社对立情绪的有利条件。若是像华夏清代土客之间的百年仇杀，缅共再有能力也无法调解。

除了农会互助外，边区政府还招募边境附近的华夏农民到南边来帮忙插秧。以木姐和瑞丽边界为例，当地一村两寨的现象很普遍，边民民族和语言都一致，互为亲戚老表。木姐地区的农民南下帮扶后，边区政府就出钱招工，让华夏边民到木姐等地来帮忙种地。计酬方式依照华夏公社，以亩计公分，公分日结，在地头就可以兑换粮食、农具等物资。

瑞丽等地春耕比缅北晚上7-15天，所以不少的村妇就纷纷南下，到南边地头里赚“公分”。

据边区政府统计，约有1.3万人次的华夏边民到南方来种地。这极大缓解了根据地春耕劳动力不足的局面。

农会互助和边民南下等多种政策叠加，使得根据地春耕顺利展开，奠定了夏丰收的基础。

此外，这场集体生产运动带来了农业技术交流与扩散，民族团结等诸多好处。

听完李国成和谢和华介绍，张扬拍掌惊叹：“这个办法好，好极了！”

李国成谦虚道：“这是宣传上的成果。实施中问题多多，比如语言沟通问题，各民族习惯习俗问题，农会坏分子懒惰与浪费问题，组织混乱的问题。总之，在实践中问题不断，闹了不少的笑话，出了很多的乱子。”

张扬摆手道：“新生事物总是有这样那样的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不就是成长的一部分。今年经验不足，明年改进后一定会做得更好的。”

思考一会，张扬补充道：“也不是年年都劳动力不足。明年若是不缺春耕人力，我们就组织先进分子，让他们带着先进的种植经验到各地去交流，带动根据地农业水平的总体提升。”

农耕水平上，根据地农民远差于滇省人民，更比不上精耕细作的华夏农业发达区的百姓。就拿水稻产量来说，木姐地区是全根据地产量最高的了，但产量也就刚过300斤。

滇南平原地区，水稻产量达400斤的比比皆是。这还是传统稻时代，到了杂交水稻时代，产量差距会更大。

张扬从后世而来，在他的前世记忆里，到了21世纪，缅甸三角洲的水稻产量依旧保持在300-400斤之间。

杂粮种植，烟草等经济作物的种植，缅北处于规范化种植的起步阶段，连滇省相关农作物的技术尾巴都摸不到。

想到杂交水稻，张扬忍不住问：“年前，我提议到滇省农院去邀请杂交稻专家，到缅北来开办农业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