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汪精卫的说法，戴季陶听不下去了，他起身打断了对方说道：“这是镇之以静就能解决的问题吗？这不就是前清的那一套，对着洋人当缩头乌龟吗？可是汪参议，你不要忘记了，前清就是因此而失去民心，我们才起来革命的。

总统，我坚决反对汪兆铭的主张。眼下总统刚刚履职，天下人都在看着总统行事和袁世凯、和前清究竟有什么不同。总统现在要是不能摆出强硬的姿态，让天下人知道谁才是民国的总统，我看日后政府那边对于总统府这边就未必会放在心上了。”

孙中山还在思考，总统府秘书长胡汉民已经起身对戴季陶反驳道：“传贤这话就有些偏激了，我看兆铭的主张中正平和，并没有什么问题。所谓缩头乌龟云云，那是指的洋人逼迫上门后前清的反应，现在洋人不是还没有上门吗？我们不过是再等一等，看看形势的变化，怎么就叫做缩头乌龟了？

更何况，就算总统说几句硬气点的话就能改变什么了吗？我看未必吧。我们国民党手中无兵无钱，总统想要做什么，不还是得要共和党和北洋先点头吗？我倒是想让总统下令，让北洋和共和党去把上海、武汉的外国租界都收回来，但是他们会听命吗？

不是说我们不想对洋人强硬，但是这腰板它不归我们国民党管么，我们硬起来有什么用？倒时北洋和共和党都不出声，那才是真把总统架在了火堆上，进退两难了。”

坐在大厅里的政学会、韬园派的几位代表，这时也纷纷出声赞成MTODMw了胡汉民、汪精卫的看法，他们也觉得还是再等一等比较好，不可为了迎合民意仓促表态，到时就覆水难收了。看到支持戴季陶的党员几乎没有，原本还有点小气愤的汪精卫，顿时微笑着坐了回去。

戴季陶看向了一旁的张静江，想着让他出来说几句，但是对方却老神在在的坐在那里闭目养神了，根本看不到他给的眼色。虽然戴季陶知道汪精卫、胡汉民的狡辩其实就是不想惹恼英国人和日本人，甚至于还有借机搞一下北洋的意思，毕竟现在坐镇东南的冯国璋是北洋的武力派领袖之一，上海的事情闹大了，他们也可以把国民的愤怒转移到冯国璋头上去，搞不好还能把上海从北洋派手中弄出来，派一个自己人去上海坐镇。

老实说，上海也可以算是国民党的老巢了，当初宋教仁、陈其美回国革命的时候，就是先在上海成立的都督府，只不过后来被袁世凯派兵给夺了去。现在的上海还是隶属于江苏省管理，正是冯国璋的地盘。虽说之前他们联合冯国璋坑了段祺瑞一把，但是国民党高层可没有真和冯国璋一直合作下去的想法，毕竟位置就那么几个，让冯国璋占了几个，他们可不就有人没有位置坐了么。

只是戴季陶虽然知道胡汉民、汪精卫这些人的观点是错误的，国民党现在之所以能够站在北京，靠的可不是什么武力和权谋，而是国家上下求安定、求发展的普遍心理。共和党之前即使强行推出了土地改革，还宣称要消灭地主阶级，但是共和党的风评依然要比北洋好的多，因为共和党愿意在武力占优的情况下和各党派协商建立新政府，而不是直接派兵打进了北京城。

虽然有不少人觉得共和党很傻，轻易的放弃了可以统一天下的机会，甚至连总统竞选都放弃了。但是戴季陶却觉得，虽然各党派都因为和平协商政治获得了好处，但其实得到最大好处的还是共和党，哪怕国民党拿到了总统的位置。

因为原本还能抗衡一下共和党的北洋团体，在政治协商完成之后顿时四分五裂了，冯国璋不敢北上，徐世昌为首的北洋文官派彻底倒向了共和党，至于段祺瑞则干脆被架空了。不管是国外还是国内，这个副总统都是一个摆设，且按照政府组织法，副总统还不得干预政府事务，不管是明面还是私下里的。

戴季陶不认为段祺瑞有这样的勇气在私下去勾连那些北洋部下，即便是他想这么干，那些部下也未必敢回应他。因为现在共和党已经名正言顺的拿到了对于华北地区北洋军队的指挥权，按照共和党过去对于旧军队的改造办法，最多一年半载，北方就不会再有什么北洋军了。

甚至于，还没有人能够对共和党改造这些北洋军说三道四，因为在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之后，各党派暗助北洋抵抗共和党的默契就不复存在了。而接受了土地改革政策的北洋团体也失去了地主阶级的信任，可以说现在的北洋团体就是一支没有主心骨也没有根基的一盘散沙而已。

袁世凯在的时候，共和党虽然打倒了张勋，但还是看在袁世凯的面子上给了张勋一条生路。但是在袁世凯死后，王占元和陆建章却都没能逃过牢狱之灾。就从这一点上就能看得出，段祺瑞实在是比袁世凯差远了，完全难以和共和党谈什么条件。

所以戴季陶以为，国民党和共和党想要有所竞争，重要的不是抓钱抓权，而是要先抓住人心。一旦人心厌弃了国民党，共和党还有什么可顾忌的。而国民党的人心所在，其实就是温和的社会改革。

自从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事件之后，都四武浙川成从满清到底层的小民都知道中国不变革是不行了。哪怕满人糊涂的弄出了一个皇族内阁，但也还是扭扭捏捏的承认大清帝国要效仿德日进行社会改革了。

至于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成果之后，一度也是愿意接受共和派主导的社会改革的，只不过袁世凯很快就发现，共和派所谓的改革其实就是架空中央搞地方自治，这才有了宋案和二次革命，并搞出了大总统制度。

而共和党所主导的社会变革就更加的激烈和彻底了，吴川先是仗着东北的地主势力较弱，靠着武力整合了东北的乡村经济，强迫着东北的大地主交出了大部分的土地，又从关内大量移民开垦东北的荒地，强行在东北制造出了一个国有农场和集体合作社为主导的乡村经济。然后以此为基础，快速的发展了东北的工业经济，从而稳固了共和党在东北的统治。

有了东北这个稳固的根据地，入关之后的共和党在推动土地改革政策上就更加的坚决和不讲情面了。在关外，共和党还允许地主保留一部分土地建立私人农场，但是在关内共和党已经不允许地主保留土地所有权了，甚至还要求地主清退民国建立以来多收的地租和高利贷，并退回那些自耕农、贫农典押出去的土地。

面对共和党在乡村掀起的土地改革风暴，各省的地主乡绅和有产者们，几乎都一边倒的支持了和共和党进行竞争的中华革命党。虽说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中也有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要求，但是孙中山所主张的平均地权，平均的是土地溢价而不是土地所有权，这对于地主来说可比共和党的土地改革要温和的多了，共和党可是要求直接剥夺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对土地重新进行分配。

凡是就怕一个比较，在没有共和党提出的土地改革政策之前，这些地主们觉得即便是把土地溢价分给贫农也是难以接受的，因为土地和溢价都是我的财产，凭啥分给外人，这不是抢劫吗？当初宋教仁在湖北等地提出平均地权的主张时，很是受到了一些地主乡绅的谩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