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起于青萍之末，戴季陶站在马路边上看着北京各所高校学生在东郊民巷游行示威时，脑子里就闪过了这样一句话。游行队伍里学生们打出的标语是，“收回租界”“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不许侵略阿富汗”“朝鲜独立万岁”“世界和平万岁”等。

去年德国终于提出停战协议，延续了四年多的世界大战终于结束时，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一样是兴高采烈，为和平的降临而欢呼不已。于此同时，全国各界人士都对为结束战争而召开的巴黎和会抱有着极大的期待，期待着能够从战败国手中收回中国的利益，并以中国在战争中付出的贡献，让协约国各方承认中国的独立的地位，放弃那些对待中国不公平的条约。

和另一个位面不同，这个位面中的中国人并没有在战争中丢失什么领土和利益，反而趁着欧洲爆发战争的机会收回了北方的租界和废除了一些不平等条约。因此在参加巴黎和会的时候，中国人民的情绪是开朗而乐观的，而不是抱着破釜沉舟的念头，去巴黎保卫青岛和山东的。

但即便是如此，中国人民对于巴黎和会的期望值反而更高。如果说另一个位面对于巴黎和会的最高目标是收回山东的话，那么这个位面中国人民对于巴黎和会的期待值是，让中国恢复为一个正常国家，而不是一个继续被列强视为可以殖民的落后国家。

因此在战争刚刚结束，巴黎和会还没有正式召开的时候，中国社会各阶层并没有过多的关注俄国的十月革命给俄国带来的变化，也没有去考虑过朝鲜、阿拉伯及印度等民族的独立问题。大多数中国人考虑的只是中国自身的利益，为了达成这一目标，牺牲牲一下别国和其他民族的利益，大多数中国人也是不反对的。

但是从1919年1月到5月的协约国内部会议和巴黎和会的讨论，突然让中国人发现，列强虽然声称要给予中国以平等的待遇，但实质上除了同盟国主动放弃和中国强行收回的那些外国权益外，列强几乎就没给中国什么额外的报酬。

比如一个海关关税自主权，虽然在革命委员会的压迫下，各国表示愿意接受中国收回此项权力，但是他们又要求中国在调整海关关税前需要先征求各国的意见，并且需要彻底的消灭内地厘金关卡和常平关后，才能真正的讨论海关关税的上调。

而且海关洋员的职位必须要获得保全，中国政府不能擅自解雇。甚至于北大的洋教授因为被解职，还闹出了一场风波，最终还是在革命委员会支持北大的情况下，英国人不得不接受了北大解除英国教授的结果。至于海关洋员拒绝向中国法律宣誓效忠，表示自己依旧享有治外法权的声明，更是激怒了许多中国人。

到了这个时候，在革命委员会的宣传下，俄国十月革命和苏维埃俄国的建立等资料，才开始广泛的在中国流传开去。虽然共和党组建时，曾经声明过自己的主张是马列主义，要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当时的中国人根本不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他们把社会主义当成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一种组织形式，很多人都把共和党的共和和共和国的共和视为了同一类事务。

十月革命的爆发，苏维埃俄国的建立，总算是给了中国人一个较为清晰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形象。但中国人依旧没有分辨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到底在什么地方。直到巴黎和会上，英法帝国主义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把什么是帝国主义表演了一遍，而威尔逊总统所标榜的十四点和平原则也并没有给那些被压迫民族带来希望，反而成为了英法帝国主义的附和者，这才算是让中国人民开始清醒过来。

而莫斯科和会的召开，列宁代表俄共布在和会上发表的，主张各民族及各国家和平相等的坐在一起解决分歧问题，而不是诉诸于战争的演讲后，被威尔逊总统鼓舞起来的各地区民族独立意识，现在都开始倒向莫斯科了。显然，他们在巴黎和会上没能得到的自由和平等，现在他们想要在莫斯科获得了。

作为中国派出参加巴黎和会的首席代表，吴川没有参加巴黎和会，也拒绝巴黎和会瓜分世界的声明，重重的打击了国内那些认为中国没有力量向列强说不的人士。

在巴黎和会决定了世界的势力瓜分，而吴川还没有出声反对巴黎和会决定的时候，国内的主流声音虽然对欧美列强不满，但大多数人也只能抱怨几句就自暴自弃了，几乎没有什么声音主张反抗巴黎和会的决定的。因为中国的上层人士都是悲观轮者，虽然他们也公开批评欧美列强在巴黎和会上的决定是不公道的，但他们也在公众面前表示中国不可能拒绝一个战胜了强大的同盟国的协约国组织，否则中国就会迎来再一次的“庚子国难”。

虽然也有不少年轻的学生对于这些上层人士的悲观论感到不满，认为他们连抗争都没有抗争就选择了接受不公平的国际条约，这显然是一种投降论。但是这些上层人士不敢反抗巴黎和会的决定，可对于学生言论的打击却是毫不客气的，他们不是批评学生：“幼稚”、“不成熟”、“不懂什么是国际法”、“完全是拿国家大事当儿戏”，就是告诫学生们：“要相信政府”、“不要散布谣言”、“要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不要当自以为是的爱国贼”等。

依赖着自己掌握更多社会资源的老人们，肆无忌惮的打压年轻人，把持着社会的话语权，一度让反对巴黎和会、反对帝国主义的声音被压制了下去。革命委员会在这期间，把宣传重点放在了介绍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理论上，对于巴黎和会的决定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结论，因此并没有在这场宣传战上完全站在年轻学生这边。

直到吴川公开指示王葆真退出了巴黎和会，并就英法在和会上给世界划分势力范围的做法提出了批判，这才让革命委员会的宣传机器全面开动了起来，把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支持民族自决当成了宣传重点。有了革命委员会的宣传机器加入，保守派的声音顿时被压制了下去。

被压制下去的年轻人的声音陡然壮大了起来，开始成为了社会的潮流，而这股社会革命论的潮流最先爆发在了北京和天津。当前中国最具有社会主义意识的地方，其实是在关外，特别是在哈尔滨、长春、吉林、沈阳等地。可问题在于这些地方的工人阶级和具有社会主义理论的知识分子太强大了些，保守派反而没法在这些地方生存下去了，这就意味着革命者在这些地方没有了明面上的对手，或者说没有敢于跳出来对抗社会主义理论的反动分子了。

而北京、天津、济南、青岛、武汉、上海等地，则既有着社会主义理论的宣传，又有着各种封建保守势力的存在，因此反而形成了一个个思想交锋的战场。

在这些地区中，又以北京和天津成为了社会主义理论主要的宣传和思想战场，因为这两处地方拥有着特殊的政治地位，这里形成的新闻很快就能传播到全国。又因为这两处地方被革命委员会实际控制着，反动保守势力只能用言辞和理论同社会主义者交锋。

简单的说，在这两个城市进行社会主义理论辩论的知识分子是能够受到革命委员会全面保护的，反动势力反而要在这两个城市缚手缚脚，生怕踏线招来共和党的报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