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王葆真的办公室内，颜惠庆对着墙上一副《花瓶里的五朵向日葵》油画一时赞叹不已。站在他身边的王葆真对他讲道：“和这幅画相比，我更欣赏这位画家另一幅叫做《乌云密布的麦田》的作品，我总觉得宝蓝色背景下的向日葵，充满了诡异的情调，不过主席倒是蛮喜欢这幅向日葵的。

只是回国的时候搞错了两幅画的行李，所以向日葵来了北京，而麦田则去了长春。主席觉得没必要再麻烦，所以这幅画就留在这里没动了。”

颜惠庆品鉴着墙上的油画，不由顺口问道：“这两幅画应该不便宜吧？”

王葆真想了想说道：“和我国的书画相比确实不便宜，不过在西洋油画中也就中等水平。这位叫梵高的荷兰画家风格并不符合欧洲主流人士的口味，且战后欧洲的经济也不好，两幅画大约用了15万法郎就购下了。主席的意思，今后我们在北京建立故宫博物馆的时候，也要弄一个西洋艺术馆，到时就把这两幅画放进去。”

把视线从油画中收回，颜惠庆和王葆真走到会客区，两人坐在沙发上后，颜惠庆不由叹了口气说道：“吴主席都已经开始考虑把故宫改为博物馆了吗？我们这些在北京的人可真是要汗颜了，这几年不知都瞎忙什么。”

王葆真笑了笑，口中毫无诚意的开解道：“颜总理这话也说的太过了，至少北京城还是拆了几道城墙，铺设了几条街道的沥青的么，不能说是瞎忙么。”

颜惠庆赶紧摆着手说道：“算了，我们就不讨论这个话题了。和东北，不，和天津比，现在北京也落后太多了。我们还是说今天的正事吧，这安徽现在爆发的事情，你们到底是怎么打算的？”

王葆真有些茫然的回道：“安徽有什么事？”

颜惠庆只能苦笑着说道：“就是安徽革命委员会抓捕安徽乡绅和没收田地、房产的事啊。就算有人勾结土匪袭击了六安县城，也不可能安徽一省士绅都勾结了土匪吧？贵党总要留些余地，不能如此搞株连吧？眼下南方各省人心惶惶，加上江苏省长李纯又自杀了，这舆论要是继续扩大，南方就真要乱了。”

王葆真沉吟了片刻后说道：“李纯自杀的事，确实挺蹊跷，不过这事得问齐燮元和卢子嘉啊。齐燮元搞出这么多封遗书，把李纯的后事安排的妥妥当当的，就算是我对这事也没什么可说的。

不过对于颜总理刚刚说的两件事，就是清查六安事件和土地改革两事，其实并没有因果关系。哪怕没有六安事件，件推动安徽的土地改革，也是安徽革命委员会的工作内容之一。所以，我很难理解总理的话，这些乡绅地主为什么要人心惶惶？耕者有其田，难道不是政治协商会议上已经通过的议案吗？还有必要继续反复讨论？”

颜惠庆虽然有满腹的话语要说，此刻也被对方给堵了回去，王葆真的态度如此，可见耿谨文的立场就更加难以动摇了。他沉默许久之后，突然向王葆真问道：“贵党接下来究竟想要做什么？能不能给我透个风？我可不愿意被夹在风箱内受气。”

王葆真看了一眼这位外交部长兼总理，不由也同情了对方几分。随着他们从巴黎和会返回，政府的外交部几乎就陷入了无事可干的局面，因为革命委员会已经宣布，不会再承认任何没有经过中国人民同意的秘密外交。

如果说满清的外交是躺倒任锤，那么中华民国建立之后的外交就是一张又一张的密室约定，哪怕袁世凯下台换了孙中山上台也是如此。因为师法西方外交的留洋派人物，在海外学到的就是这套密约外交，即外交不过是各国权贵之间的利益交换，和群众无关。

稍稍进步一些的陈友仁，虽然认为当代国际间的交往不仅仅在于政府之间的交往，同样还是各国人民之间的交往，因此两国外交中应当利用各国的舆论进行牵制各国政府。虽然陈友仁只是一名倾向于资产阶级革命的外交家，但是他在外交中加入的革命思想，倒是和无产阶级的外交理念有所接近了。

只是，陈友仁的外交理念是需要一个具有一定现代意识的政府和具备相当国力的现代国家才能有所成就的，如孙中山所领导的这个政府，既没有力量，也没人具有现代的国际观，自然是无法让陈友仁去主持外交部的。

因此，虽然打着共和的旗帜接手了袁世凯遗留下来的北京政府，但是国民党所采取的对外外交方式，依然没能脱离袁世凯时期的外交模式。依然还处在用几个亲日派、亲英美派人士和列强的外交官拉关系的阶段，对于通过外交手段逐步收回国家权力的计划，压根就没有拟定过。

大多数国民党人对于中国和列强之间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的立场大约是：站在民族和国家的立场，我们主张废除这些不平等条约，但是不应当采用主动的方式去和列强进行谈判，我们应当先对本国进行改造，让列强觉得在中国和在自己国家没有区别时，再请求列强废除这些特权。

孙中山的外交理念大约比这些国民党人要进步一些，只要列强支持国民党执政，那么我们可以先搁置不平等条约的谈判；可要是列强试图支持中国其他势力执政时，他就要拿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事煽动民众和列强对抗了。孙中山外交思想的进步性就表现在，他没有试图当列强的乖宝宝，敢于拿不平等条约是否维持为条件，向列强要好处了。

面对这样一群拖后腿的同僚，哪怕颜惠庆有些进步的外交理念也无济于事了，他只能为这些同僚干些擦屁股的事。不过等到共和党从巴黎和会上回来后，国际局势骤然一变，各国在华势力被大大的削弱，这个时候和北京政府搞什么秘密外交，不仅不能拿到什么好处，还有可能被共和党当成借口，在外交上挑起事端和冲突。

从三十年战争结束后欧洲建立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体系之后，各国外交官都明白这样一个道理：一国主权之大小，取决于一国之力量。所以日俄战争之后，欧洲就认可了日本成为列强中的一员。而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在战争中失败后，英法就试图把这两个国家肢解分割。

中国在山东和朝鲜战役中战胜日本时，列强已经意识到这个东亚古国出现了复兴的迹象，但是鉴于各国在华利益太大，而共和党似乎还没有成长为一个统一全国的力量，因此各国外交官依旧试图把中国当成一个可供分食的对象来看待。

但是各列强没有预料到，这场欧洲大战既然发展为了世界大战，还打了这么久。欧洲列强在战后都陷入了精疲力竭的状况，甚至连古老的哈布斯堡王朝和罗曼诺夫王朝都被战争打解体了，霍亨索伦王朝同样摇摇欲坠，威廉二世以向共产党屈膝求饶，才维持住了自己的国家，但是这个国家已经不再属于霍亨索伦家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