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不过在中国的王朝制度下，旧知识分子始终是体制内的一员，而无法进化为一个单独的牵制皇权的政治力量，自然也就无法促使中国的王朝制度转向资本主义式的议会政治。

但是，不管如何，旧知识分子对于地方的影响力，并不亚于英国议员对自己选区选民的影响力。而当科举制度废除之后，新教育体系下成长起来的新知识分子虽然和旧知识分子在思想上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他们对于底层民众的影响力却是相同的。

而和高高在上的旧知识分子不同，新知识分子的街头演讲平易近人，对于底层民众来说，这令他们获得了从来没有过的人格上的尊重，也让他们意识到新国家和旧王朝是不同的。在旧王朝，所谓国家不过是一姓之江山，一家之私产也。但是在新国家，革命委员会承认了国家非私人所有，乃是全体国民之大家庭，即便是一名底层的苦力和士兵，也有权力对国家政治发表自己的意见，进而要求国家改变那些不公平的政策。

虽然大多数苦力和士兵并不明白自己的苦难根源来自于何处，也不知道应当如何使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去解除自己身上的痛苦根源，但是他们起码第一次知道了，自己有权力去改变自己的命运，而不是闭着眼睛承受着从前以为理所应当的阶层压迫。

正是在这样的街头演说下，东北各阶层民众开始逐渐向革命委员会靠拢，不再把这场革命视为了同自己无关的造反。而革命委员会最为直观的宣传，就是对于日本帝国主义暴行的揭发，这是最能激起东北民众革命热情的因素。

相比较起满清的腐败黑暗，好歹满人还是一个中国政权，总要立下一个规矩来压榨百姓。但是对于日本这样一个刚刚踏入帝国主义道路的入侵者来说，他们在东北实施的各项政策，实质上同英国对于印度，欧洲国家对于非洲、亚洲各国的殖民地政策并无不同。

殖民地的民众是不可能获得殖民者的保护的，他们的财富和一切都已经被殖民者视为了自己的财产，不管他们愿不愿意接受日本的统治，都要视殖民者的需要贡献出一切。在二十世纪这样一个已经进入电气时代的世界，中国的知识分子很容易就获得了外国殖民地的惨状，他们自然是不允许中国沦落到这样的悲惨境地去的。

这也是自甲午战争之后，中国知识分子日益向革命靠拢，试图以暴力手段推翻洋人的朝廷的根本原因。革命委员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口号，自然吸引了大批新知识分子，让他们开始为革命委员会的革命理念积极的向民众进行宣传。

而车站广场一角正在进行宣传工作的几名青年，便是长春府中学堂的学生。事实上他们本不应该出现在这里，革命委员会虽然发动了这些学生们对市民进行宣传，但为了保护他们的安全，还是命令他们远离了长春满铁附属地的。

只不过这几名学生觉得车站广场的人流最大，宣传的效果最好，这才偷偷溜了过来。他们的判断固然不错，短短半个小时不到，在他们外围已经聚集起了上百人，但是这也引来了日本警察的注意。

这些日子以来，随着革命委员会在舆论上发起的对日人暴行的宣传，使得长春的日本人在商业上受到了重大打击不说，因为中国人不愿同日人做生意，连日人的生活物资的价格也上涨了数倍，这令长春的日人大为愤怒。

看到这些中国学生居然跑来了车站进行反日宣传，车站的日本警察就决定要给这些中国学生们一些教训。于是一队警察和浪人组成的队伍就带着棍棒匆匆跑了过来，到了人群跟前后他们就不分青红皂白的大打出手，把旁听的群众驱赶到一边，试图抓住人群中演讲的学生。

有学生还试图留下同日人讲理，不过几名围观的群众见状不妙，赶紧把学生拉下来，掩护着就要他们逃亡。只是日人这次准备充足，终于还是把逃的较慢的两名男学生给拦截了下来。另外一男一女则在群众的保护下逃离了现场。

这两名学生自然不肯就这样放弃自己的同学，他们急中生智下跑去了车站北面的军营向军队求助了。这些学生之前跟着宣传队来这里向士兵演讲过，自然就认识了几位军人。

虽然车站北面的军营内驻扎着的军队主力还是在整训中的二十三镇和第二混成协官兵，他们还没有完全被革命转变过来。但是二十三镇却是吉林本地人居多，本地的学生居然被日本人抓了，这令原二十三镇的官兵顿时炸毛了，这些匪气未消的官兵最重乡土观念，于是立刻便有一队官兵私下拿着武器冲出了营房，跑去对面的车站要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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