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11年开始，我国和革命委员会交手了两次，一次丢掉了南满，一次丢掉了北朝鲜，要是再战败一次那就连南朝鲜也保不住了。我不知道军部是怎么考虑的，但我个人认为，如果没有必胜的把握，就不应该再对革命委员会发起战争，免得自取其辱。

而且当前的革命委员会还是提供了不少贸易机会给我们的。如果双方一旦交恶，那么我们和革命委员会之间的贸易就会全部断绝，国内有多少企业会因此倒闭？那么到时谁来承担这样的责任呢？

南方虽然是英国和法国的传统势力范围，但是他们现在不是在同德国人打仗吗？现在正是我们进入中国南方最好的时机。至于美国人，他们已经获得了满洲和山东的投资机会，又忙于为欧洲大战提供物资，现在也无暇关注中国南方的形势。

中国人不是有着这样一句古话么：天予不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行，反受其殃。要是我们错过了这个机会，等到欧洲大战结束列强返回亚洲的时候，那时我们才是什么都做不了了。”

团琢磨和岩崎小弥太对此都纷纷点头，认为久原房之助说的确实是大实话。就在众人蠢蠢欲动的时候，犬冢信太郎此时反倒有所犹豫的说道：“向中国南方发展固然是一个出路，但是诸位有没有考虑过革命委员会那一位的反应？”

和室内顿时安静了下来，虽然犬冢信太郎没有指名道姓，但是大家都知道那位是谁。如果说过去中国让人忌惮的是那位北洋大臣袁世凯，那么从辛亥革命到去年的山东之战中这位满清时代的强人和他的北洋军的表现，已经让日本人对其失去了这点忌惮之心。

但是革命委员会的那一位，则凭借着从辛亥革命到现在的一系列表现，让日本的政商精英们都意识到，这位才是日本目前大陆政策的最大对手。

革命委员会在军事上、外交上的表现就不提了，日本陆军省及外交省已经就1911年以来的一系列失败召开了数次反省会，研究自己到底失败于何处。

在座的并不是没有和政界交好的人士，按照他们打听到的消息，陆军省和外交省经过反复研究后认为，他们并不是失败给了革命委员会的实力，而是败给了革命委员会的预判。

比如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革命委员会忍住了在北满起义成功后立刻南下的诱惑，当时满清在南满的力量并不强大，革命委员会完全可以击败南满的清军，从而把北洋军堵在山海关内，那样的话南满护路军就几乎不可能为革命军所包围击败。

但是革命委员会似乎预见到了南满护路军的反应，于是迟迟不肯南下，反而在长春-四平一线大修防御阵地，从而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

去年的山东和朝鲜之战也是如此，革命委员会在三年内扩展了如此强大的军势，按照陆军参谋总部的看法，在袁世凯得意洋洋的派兵南下镇压二次革命时，革命委员会实际上就可以南北夹击北京，从而一举混一中国了。

但是革命委员会居然隐瞒了自己的实力，还在同北洋集团虚以委蛇，导致陆军再次出现了误判，以为革命军是因为实力不足才对北洋集团作出了让步。

从这两次战事的过程和结果来看，革命委员会显然没有把袁世凯的北洋政权视为敌手，而是一直把日本当成了最大的敌人。正是因为革命委员会正确的选择了对手，所以才能处处占据了先机，让轻率出动的陆军损兵折将。

陆军参谋们推导出来的结果，因为把矛头指向了包揽把持陆军指挥大权的长州派，毕竟这两次战争的挑起者都是长州派的头面人物，因此最终被抹去了结论。不过这一判断还是从反长州派的青年将校口中流传了出来。

作为工商业者，在座的日本企业家自然不会去关注军中的权力斗争，不过他们对于革命委员会，或者说那个把日本视为对手的革命委员会领袖，还是存有相当的敬畏的。光是看这位在辛亥革命成功之后不断向外借债发展基建和工商业的魄力，和欧洲大战突然爆发带给革命委员会的机遇期，就无法不让人对其心悦诚服。

沉默良久之后，还是久原房之助打破了室内的沉寂说道：“如果这位想要入关南下，那么去年山东之战结束之后就可以南下了。看革命委员会一门心思在满洲和山东搞建设，显然是想要先充实根本再图南下，那么至少我们有数年的时间可以发展，至于以后的事，就等事到临头再去解决好了，大不了就和现在的满铁一般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