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尔盖觉得自己还是有些羞耻心的，虽然帝国已经不复存在了，但是他也难以帮助一个外国人去分裂自己的祖国。因此他思考了许久之后，还是主动推托道：“我虽然很愿意为您效力，但您这是过于高看我了，我在您身边这么久，您还不知道我是个什么样的人吗？

如果是在寻常的交际场合勾搭几个贵妇小姐，我大概还能胜任。但是让我去说服远东的一系列军政长官，让他们不要服从现在彼得堡的临时政府，而是建立什么远东自治区，我觉得那些远东的军政官员恐怕会第一时间把我抓起来，然后向彼得堡邀功啊。

更何况，虽然我不清楚临时政府当前的主张是什么，但既然他们是打着爱国主义上台的，我觉得他们应当不会对远东的领土轻易的放弃。那么我为您做的事，很可能把我自己送上绞刑架，我可不想作为一名叛国者，那么不名誉的死去。”

吴川并不怀疑谢尔盖有那么一点爱国心，但是他并不觉得对方的爱国心有多么的忠贞，毕竟他也没有为他所爱的国家去赴死，否则对方就不会出现在这里。

因此他还是继续向对方劝说道：“谢尔盖，你什么时候看到我让一个不合适的人去做他所不能胜任的工作了，既然我选择了你，自然是认为你完全能够做好这件事。

远东的领土放弃不放弃，并不是一个主观问题，而是一个客观问题。如果临时政府有能力对革命委员会说不，那么我就不会在这里和你谈及这个问题了。

事实上，只要我愿意，现在的俄国甚至连中西伯利亚和中亚地区都保不住，但是这对于革命委员会来说又有什么好处呢？革命委员会现在发起一场对俄国的战争，固然可以让俄国失去西西伯利亚之外的所有东方疆域，但是夹杂在中俄之间的各民族也会纷纷独立成国，从而成为中俄两国的麻烦。

我向你提出这个要求，正是为了保住中俄两国最大的利益化，而不是变成中俄两国的双输。以今日俄国的实力，难道还能再和我国打上三年吗？俄国还有多少人可以死？协约国还有余力干涉中俄之间的这场战争吗？

如果你的答案是否的话，那么为了你的祖国，保存中俄之间的和平，才是当前最大的爱国主义。而我也不想让两国之间的关系走到尽头，那对于中国来说也是一场失败。当然，我们因此要付出的代价是在未来，而不是现在。而你们要付出的代价，将会立刻可见。

俄国向远东的扩张持续了200年，怎么可以觉得这片领土天然是属于你们的呢？我所需要的不过只有一点，俄国应当承认自己的失败，然后把属于我们的归还给我们，那么双方就可以在一个新的基础上开始一段新的国际关系。在接下来的一百年里，中俄都将会因此而受益的。”

吴川给谢尔盖的这段中俄交恶后的描述，让他悚然而惊。他只是考虑着在远东和中国人之间的分歧，确实没有去考虑过，中亚及西伯利亚各少数民族对于俄国的愤恨。

过去在俄国强大军力的镇压下，中亚及西伯利亚各少数民族只能选择默默的忍受，但是去年中亚各民族的起义已经警告了俄国人，俄国这个诸民族的大监狱，已经有人忍不住开始反抗了。虽然俄国往中亚调动了大批军队，正将这场起义镇压下去，但是如果革命委员会从远东出兵的话，俄国可未必还有这个力量继续压制中亚的反抗军了。

更何况，彼得堡的革命已经砍下了帝国的脑袋，现在整个国家完全是依赖于过去的惯性维持着局面，想要和去年那样调动大批军队进入中亚或在西伯利亚和中国人开战，恐怕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甚至可以说，一旦中国人沿着西伯利亚大铁路向中亚进攻，那么笼罩在当前俄国身上的最后那层遮羞布就要被撕个粉碎了。

在哈尔滨待了这么久，虽然谢尔盖一向不关注自己的本职工作，但也能够在日常的活动中了解到革命委员会武力的增长状况，也许革命委员会最多能打到西西伯利亚和中亚地区，再想往前就难了。但是正如吴川说的，革命委员会并不需要继续向欧洲方向进攻，只要支持这些地区的民族独立建国就够了，那么俄国向东方的拓殖成果起码要倒退100年。

谢尔盖发了许久的呆后，终于有些患得患失的向吴川问道：“您没必要做这样得不偿失的选择吧。中亚和西伯利亚各民族一旦独立建国，贵国在外蒙古和新疆地区的统治恐怕也是要岌岌可危的。”

吴川点了点头，看着他意味深长的说道：“所以我就说，这是一个中俄两国双输的选择，也是我极力想要避免的选择。但是如果临时政府和远东的俄国官僚们选择了错误的方式和革命委员会对抗的话，那么我认为也许中俄两国干脆不接壤，对于双方来说就是最后的选择。

其实我对于中俄的过去并不纠结，我只对中俄的未来报以希望，只不过这个未来需要一个起点。假如我们找不到中俄未来关系的起点，那么中俄之间就没有未来可言…”